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大光

编者按：4月12日，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俞大光校友逝世，享年97岁。

1940年，俞大光通过自学考取武汉大学工学院（当时西迁在四川乐山），并申请到乙等贷金，一年后被分入电机系。因为学习用功，俞大光成为工学院同年级中四年总平均成绩最高的门生，享受到优先介绍工作的权利。1944年，因敬佩讲课出色的教师，他选择留校任教。1950年，俞大光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班向苏联专家学习教学经验，3年结业后留在哈工大任教，1962年调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俞大光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2003年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时，他深情致辞：“我们海内外全体校友，都忘不了曾在母校四年受到了循循善诱和精心培育，在治学和做人方面受到优秀学风、校风的环境陶冶。这四年使我们获得了成长发展的根基，奠定了为人处世的基本品德，这才能使我们数十年来得以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的繁荣昌盛做出应有的贡献。”2008年他又专门撰写了关于乐山肄业的回忆文章。消息网特再次刊发该文，表达对俞大光院士的想念和追忆之情。

▲俞大光院士出席哈工大校友运动（图片来自哈工大校报）

我在乐山生活近六年，正值母校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时期。那里是我常常怀念的地方。如今虽已告别64年，有些情景尚能追忆。下面分段草写出来，以期在当时的老校友间交流。

（一）艰难赴学

1940年10月，跨入学府武汉大学之时我是一个穷门生。

1939年7月，我卒业于湖南省立高级工业职业黉舍（中专，当时称高工）电机科，时值抗日战火已经燃烧到湖南，家乡长沙已被国民党当局按焦土抗战政策用大火焚烧殆尽。

为生活所迫，我经在湖南烟溪第十一兵工厂（因战火由河南巩县南迁来的）任职的胞兄介绍，到该厂的动力厂当了一名办事员（称为缮写）。1940年春，该厂为避战火分批迁往四川铜罐驿（重庆上游40余公里的小镇），我随第二批于5月到那里。

因搬迁新厂条件缺乏，我到后半年多未开工。我继承学习之心未死，趁此时机复习功课，预备参加大学入学统考。昔时暑期，我去就近的白沙应考，在考场住处遇见了湖南高工机械科同窗敖明松，我俩都填报了武大工学院为第一自愿。在应试过程入耳说进大学后可申请国家贷金，勉强能够维持生活，我这才下决心预备一闯。

后来我从朋侪的来信中得悉已被武大录取，欣喜地告知就近的同事们和向导，他们也都为我喜悦，并支撑我升学深造。因为一向的俭朴生活，我已从一年的菲薄工薪中有了些积累，堪作赴校路费和申请到贷金前生活费用，就决定去乐山上学。当我写送了辞呈后又不测获得了增发的3个月工薪，我心中又扎实了些。

因为大学发榜较晚，我10月12日才启程，选择了资费较廉的水路赴校。当乘轮船到达宜宾时，在船上新结识的一同去武大入学者已聚集了十来人。一探问，因水浅暂无轮船驶往乐山。我们共同在旅馆等了3天，均无效果。为免过迟报到影响入学，大伙儿合包了一个桨划木船，抢时间夜间启航。因为水浅滩多，在岷江逆流行驶船工们劳力消费很大，难以延续行驶，以致百余公里路程竟走了8天。到校报到虽已过了限日，但黉舍照旧通融给我们补办了报到手续，让我们都领了注册证。

这赴校入学的10多天，因为密切的共同生活，我和其中的一部份同窗已经很熟，渐渐形成为终生好友，如包克纲（电机系修业二年因病退学）、赵克宽（土木系1944卒业）、刘声材（机械系1944卒业），遗憾的是这几位都已先后逝去了！还有一位熊芳藻（土木系1944卒业）,现居成都市养老。因为一年级复活不分系，我们都被分配住第一宿舍。不久我又见到了敖明松，但后来来往不多，1944年卒业分手后也就失去了联系。当时使我悬心的照旧申请贷金能否获得批准题目，由于当时我家乡长沙还不属陷落区，万一不被批准就会使我无法学习下去，而且会断港绝潢！但我的过分忧虑好像是多余的，不久我就被批准获得乙种贷金，堪供当时门生低标准膳食之需，而门生学费和宿费一向是免收的。从此我可以安心肄业了。

（二）艰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条件极其简陋。

（1）位于月洱塘附近的第一宿舍，只有双层木床而没有自习桌。有的同窗在本身睡的床上搭木板自习；经济条件稍好些的可到茶馆泡杯茶学习；我们这些穷门生又未能找到合适木板的，就只好带着书本和文具到处打游击，在教室、礼堂等公共场所探求勉强可用的座位学习。

（2）晚自习的灯光也是个大题目。市电功率紧张不足，标称220伏的供电电压降低到仅60伏左右。迫不得已就只能买蜡照明，为了节省还得相互借光共用。还有一招即探求断丝的灯泡拍击搭丝以减小电阻来适应低电压，这曾被美其名曰“药到病除”；但因为市电电压在夜晚波动幅度大，还得在搭丝灯电路中串联可变电阻，这就用玻璃瓶盛适量浓度的盐水并插入电极来实现。

（3）再就是学惯用品题目。那时纸张困难，能用而价廉的是当地产的嘉乐纸，但欠平整且色深黑；另有一种很薄的竹纸，虽色较白也不洇，但透光，偶然也被采用。所需文具中最昂贵的是计算尺和绘图仪器。这些文具虽如今已基本镌汰，但当时的穷门生却想买还买不起，有些是从家里传给或借来的。我没有就经常借用包克纲的。再说书籍，那时理工科的所有课程都采用国外教材，绝大多数是买龙门联合书局的影印本，也不能充分供给；但穷门生照旧买不起，常常是一时借别人的读或就近互通有无。另外还有个较普遍采用的办法，即莅临近寒暑假时细致贴出转让旧书的小字报，探求其中可作本身放学期教材的而走访出让同窗洽购；而本身已读完课程的教材也可如法出让。如许既能缓解因穷而致的困难，也填补了货源之不足。只不过如此到学完卒业时，留下的教材也就不多甚至没有了，保存下来的只剩本身的笔记本和作业了。

▲武汉大学电机系1944年卒业全班同窗合影

（三）严字当头

在那个时期读大学是艰苦的，当先生、包括教授在内也同样是艰苦的，但武汉大学的教学要求却未曾有涓滴放松。

入校后首先得在一年级过英语读写关。由于不但很多教材都是英语的，课堂教学也常常是汉语夹英语，作业和试题也都要求用英语解答。为了过英语阅读关，通常就得伴着字典艰难地读阅教材2-4周。我英语基础不好，经入校甄别测试后被分在C-2班上英语课（按英语基础的好坏分A、B、C各若干个小班进行教学）。所以我只能刻苦地读上个把月，才能在翻字典不算频次太高的情况下读懂教材。

那时的课程每学期一样平常进行两次考试，每个同窗的考试成绩都要被宣布出来，只是仅宣布学号，而将姓名隐去。宣布的成绩如不及格，则以红色分数示警。当时虽然师生生活艰苦，教学物质条件也较差，但武大仍是本着从严治学的传统，对教学要求是不会放松的。这从当时宣布的考试成绩单上就能显明看到，由于经常可以看到有些成绩单上红色一大片。这征象多发生在概念较多理论稍深的课程上，当然也与先生掌握的严酷程度有关。最凸起的是由俞忽教授担任的土木系三年级的结构学课程，听说某次宣布的考试成绩在全班30多人中只有一人及格。

我读的是电机系，到三年级分电力组和电讯组时又选了前者。电机系也有交流电路这门课不好过关，考试不及格人数偶然就在折半以上。我得益于在高工读电机科打了些浅薄的基础，也对学习机会来之不易领会较深而能埋头致志，故尚未碰到届时过不了关的课程。到1944年卒业时获得四年总平均成绩为83分。这分数看来不算太好，但却是工学院同年级的最高分，可见当时的要求确实是很严酷的。

  ▲俞大光昔时的笔记本和作业本（现存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

（四）社交锻炼

当时的武汉大学门生，虽然学习严重，但课余运动却显得很有气愤。只要到校本部所在的文庙走一趟，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壁报，有政治性的、文艺性的，也有学术性的。

工学院门生一年级在文庙上课，但制图和画法几何要到高西门外的原三育黉舍，即武大工学院去上课。我初去那里还看到一份学术壁报《力讯》，本期上登着一篇“用机器求解高次代数方程”。这篇文章我能看懂也很感爱好，便站在壁报前细心地阅读了。又看到这份壁报的编者署名为力讯社（回忆力讯社的文已登台北武大校友会刊物《珞珈》的130期），从而又萌发了往后参加该社的自愿。

当我进入到二年级并按照我的自愿被分配到电机系不久，就获得了机会正式登记参加。入社后我积极参加社内的多项运动（小型图书馆、抄写广播新闻、电码收发演习和装接收音机演习等）。

因为我在社内体现积极，到进入三年级后不久，就在力讯社的年度改选中当选为总务干事，周全负责社内的各项运动。因为本身愿为，所以占用很多时间也在所不惜，但也使我在组织工作、课外学习以及运动能力等方面获得了初步锻炼。

我在武大参加的社团是比较多的，除力讯社外，还有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立达读书社、珞珈平剧社和丛丛剧艺社等。当然不能像在力讯社那样花许多时间，但除在工程师学会只听过几场报告外，也都参加过多次运动。我在三年级时还曾参加黉舍举办的科普展览运动，在电机系先生的引导下承担部分布设和讲解义务，也感到很有爱好并巩固了所学知识。

（五）宿舍情谊

当时读完第一学年的门生，都要按学院调整宿舍。理学院和工学院的男生分配住在离学院较近的第三（观斗山）、第四（露济寺）和第六（斑竹湾）宿舍。

因为一年级男生住的第一宿舍是如轮船上的大统舱卧室，我们在入校旅途中结识的要好同窗虽未住在邻近，也常在课余时间邀约到一路散步、找地方自习或买些零食解馋，在卧室内的运动很少。

进入二年级以后，因为是志愿组合住在条件稍好的小间卧室，我和包克纲、赵克宽、翁嗣超等邀约住到新盖的、高西门外最边远的第六宿舍。这宿舍有两栋单层住房，我们住下面一栋最边远的一间，称第10斋，内有8张双人床分列两边，中心安放两张公用自习桌，仅此而已，但当时就算好的条件了。

因为一间只十多人，在一路共同起居和学习一样平常有三年之久，相互间印象较深。我在第十斋居住时，同住的同窗有土木系的赵克宽、冯汉民、彭士彰、赵祚明；机械系的冯维麟、毛东原，电机系的让庆光、杨孝仲、包克纲和我，矿冶系的徐镇恶、翁嗣超、周菊衡、汪德焕。

另外还有个特例，中文系的王学周因为爱好兴趣也来到我们卧室住过一两年。我们课余一样平常都在卧室自习，由于大伙都较熟，便于在书籍文具方面相互借用，碰到疑难也便于相互切磋。在休闲的时间也有多种运动内容。一是到郊外旷野散步，既可聊天，又充分享受清新空气。二是在室内下棋玩牌（偶然还按输分多少“斗份子”买牛肉煨汤喝以改善营养）。三是京剧（当时称平剧）兴趣者拉起胡琴唱上几段过把瘾，这仅限于节沐日和平日晚饭后到晚自习（一样平常7点）这段时间以防影响他人自习，但当时兴趣者不少，在我们第10斋就有徐镇恶、翁嗣超、赵克宽、冯汉民、彭士彰和我。善于操琴的王学周更是为此项爱好而住到这里的，来后对我们的唱奏都有引导和帮助。

▲武汉大学乐山斑竹湾宿舍第10斋同窗合影

（六）留校任教

1944年，我们这届门生要卒业了，即将获得学士学位。因为当时门生人数少，都感到四年学完并通过考试是来之不易的，对即将获得学位戴上方帽子，都感到十分幸运。

为了纪念我们大多数出身贫困的青年经过艰苦的四年同学、即将分手步入社会的时刻，我们自觉地组织拍摄一张卒业合影，而且着装要求同等为藏青色洋装、系黑色领带。我们中不少人从未如此穿着过，当然也不会有这些装备，也不会系领带。但我班却有不少热心同窗张罗着找熟人借，借来后又逐一帮助系领带，终于完成了这一设想。

那时大门生卒业前一样平常由系主任多方联系，为卒业生介绍职业。当获得某些职位以后，总是优先保举学习成绩较好的应届卒业生。那年我们电机系最先获得资源委员会昆明电工器材厂两个职位，此后不久系主任陈季丹教授又问我是否乐意留校任教，使我面临两个职位如何选择的题目。当我将此题目告知一些和我要好的同窗以后，多数劝我不要留任助教，由于待遇微薄。但我有感于很多诲人不倦、我所敬仰的先生们，过着艰苦的生活仍不辞离教学岗位；而我若留任助教，当可在他们的扶持和教导下继承成长，而且也吻合我教育救国的初衷，再艰苦几年又算什么呢？我就如许毅然决定留校任教了。

▲在乐山凌云中学任教的部分武大校友合影

（七）教书生涯

作为一名助教，最开始的工作就是引导门生做实验和批阅门生的习题作业。

我先担任直流电机实验和交流电机实验两课，一学期后又担任交流电机习题课。当时只有交流电机设有习题课，可能因为难度稍大之故。设了课就有考试，果然就有一些门生不能通过，个别门生甚至补考仍不能通过，只能重建。

再过一学期后我又接手批阅电工数学习题的义务，工作也就感到不轻了。按惯例由数学系教授开出的课程，当由数学系派助教批阅习题，但当时是刘端庄教授专为电机系讲课，我是他的门生之一，不应辜负先生的重视，就如许接了下来。

在电机系当助教，我住在电机楼外的小平房里，本应一人一间，因为与已任助教一年的李昇震同窗关系较好，经协商后合居两间，一作寝室，另一作书房。当时他在乐山县立中学（只有初中）兼课，经他的介绍后我也去了，虽然负担又重了些，但能增长些收入以填补当助教的微薄待遇。

念及当时的生活困难，武大校系两级也都不加干预。为了削减往返路程时间，我俩在县立中学设了一个床位，每周轮流在那里留宿和讲课。那里为单身教师安排两人一间房，与我们统一间房的是武大1944年历史系卒业的同窗马健武，解放后他1958年被调去哈尔滨工业大学任职，已改名马西林，又和我同事。这时我才得知那时他和李都是地下共产党员。我们在乐山县中教课一学期后，因为替换校长不再续聘，李昇震辞了武大助教去秀山了，其缘故原由当时我毫无所知，亦未再与马健武联系。

不久由土木系同年卒业同窗刘维功自动来约我去离乐山县中不远的私立凌云中学去应聘兼课，也许那里缺教员。我是学期已开始一个多月后才去的，也自备了一套被褥住到该校的教员院。该校新办了高中，让我授高一男女两班的几何课和男初10班的物理课。在这里我兼课近三个学期直到脱离乐山的1946年7月。

因为这里有多位武大校友专职和兼职任教，如历史系的吴润芝（女）和杜厚寿、外文系的赵云普和章振邦、经济系的丁良诚、数学系的赵良、物理系的黄钺、化学系的何泽人、生物系的熊吉、土木系的刘维功和赵冠华、还有刘耀能和关秀（女），是哪系卒业已忘去，大概还有遗漏。

单身男教师都住在一路，我们在课余休闲时常相邀打羽毛球或外出散步。1945年暑假赵云普、章振邦和我还相邀步行到约40公里外的峨嵋山去游览了一星期。厥后我还有件事：被武大立达读书社的社友李伯扬和彭泽周二位邀去五通桥开办补习班一个半月，目的是搞些收入，事情经过很平淡，但住在那里却迎来了日本无条件降服佩服。艰苦抗战长达八年之久，中华民族支出了庞大捐躯，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怎能不令人欣喜若狂呢？

（八）疾患折磨

抗日战争期间全校生活普遍清苦，从陷落区避祸来的门生则更甚，因而营养不良极其普遍。因从食物中摄取发热量紧张不足，在冬季通宵不能在被中睡暖脚的情况经常有之。

我在第一个冬季就发现小腿浮肿且麻木，很忧虑是疤病染身，忙去校医室求诊。董道蕴医师诊断为脚气病，需增补维生素，嘱我去关帝庙买些糠麸经常吃些。看来校医室药物是稀缺的，好在这些代用品一样平常都买得起；但总得花费时间煮上一阵子才能进嘴，而且下咽和消化都很困难。为了治病这些都只好忍受了，结果还不错，如此两三个月就消肿痊愈了。

到二年级时，和我关系很密切、同卧室同班的包克纲突然咳血，经诊断为肺结核。此病因当时尚无殊效药，属紧张慢性传染病。他经止血治疗后，只能靠增强营养和长期歇息以加强自身抵抗力以清除细菌来治疗，因而不得不休学一年。此后他复学重读二年级，但数月后不幸旧病复发，再次咳血急救后，只好从此离别难得的学习环境，回家养病。

我在二年级还算平安，但到1943年春季突然又遭黄疸性肝炎侵扰，同样没有殊效药物，校医开泻药硫酸钠给我治疗。我顽强地忍受着进食恶心上吐下泻的痛楚，继承上课未歇息，经一个多月时间症状终于得到缓解，到期终考试前已经痊愈，真算荣幸的了。

卒业以后我在中学兼课时期，我又感受到疟疾的滋味，开始我以为是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不当回事，但过两天又复发，来得快好得也快，仍未就医，直到第三次再发，我才警觉到可能是疟疾，经校医确诊后才服用奎宁丸治愈。

我在乐山受到的疾病折磨不算许多，想起那些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同窗（如一年级时刚结识不久的同窗洪喜仁，就因肺病而病死在医院里）和因病被迫休学的同窗们，确实是令人痛惜和伤感的事。按《武汉大黉舍史》1893-1993的报道，从1938年4月到1943年8月的5年多时间内，1700人的黉舍中相继死亡的门生就有100多。

（九）复员武汉

日本公布无条件降服佩服后数月，就传来新闻说武汉大学的原校舍尚未被战争毁坏，但还需修整方能使用。黉舍成立了复校委员会，黉舍训导长、我（电机）系原赵师梅主任为委员之一，被先派回武昌接收校产并主持修复工作。到1946年春季学期，黉舍公布提前于6月中学期结束，动手复员搬迁。对我们无复校公务的单身助教，黉舍发给400元法币，作为路费包干，要求10月上旬去武昌珞珈山报到。

如许，我们就有4个月暑假。然而，当时的交通很困难，自重庆沿江而下的轮船几乎全被军政人员包下，极难买到客票。脱离乐山的路径一是走公路到陇海铁路线上坐火车；二是乘江轮去重庆后买远程汽车票去湖南。两条路径都得绕行，而且都有穿山越岭的远程汽车路段。

我因为期盼回到已分别8年的湖南住上两个月，因此选了后一起径，正好碰到土木系的助教王仁权也乐意走这条路，我俩因常在一路就餐和玩桥牌而较熟，便约定结伴偕行。

这次旅行的困难程度比起入校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距离远了，时间也就长了，花了半个月才到长沙。最艰苦的是从重庆到常德要坐8天的远程篷车，车内没有座位，各人垫坐在本身的行李上；车以木炭作燃料，经常抛锚，常需人推车来启动；行驶在坑坑洼洼的山地土路上颠震十分紧张。这趟旅行既使我们胆战心惊，也让我们切实领会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到7月下旬,我们总算平安地到达了长沙。

（编辑：肖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