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中间

2016年中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供应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知足需求，主攻方向是进步供应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2017年，在中间财经工作向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努力改善经济质量和服从”。中间对质量的正视，既吻合经济发展的一样平常规律，也切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供应侧质量不高，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凸起短板。进步供应侧质量，不仅要应用质量管理系统，更紧张的是通过质量创新来进步微观企业主体的发展效益。

质量创新重要是指通过技术、管理、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等要素的使用，提拔产品和服务的固有特征，以更好地知足市场多条理的消耗需求，最终实现更高效益。质量创新的最终目标，除了知足消耗者需求外，还要着力进步企业技术、人才、管理和企业家能力等要素的质量，提拔企业团体效益，加快向质量红利型模式转型。

为了周全真实地了解我国企业质量创新状态，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组织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斯坦福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等单位，于2014—2016年，延续三年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大规模调查，同时还对作为企业质量创新紧张要素的劳动力进行了匹配性调查。因而，该调查被称为“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简称CEES）”。CEES最终回收了1208家企业和11136名员工的有用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企业的质量创新要素情况，如企业家能力、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能、技术创新、管理能力、研发投入、国际标准、志愿性认证等指标；质量创新的效果，如产品一次检验合格率、产品退货货值、新产品产值等指标。同时，为了更周全地反映质量创新的作用，CEES还调查了企业的贩卖额、利润率、全要素生产率等绩效指标。

调查注解，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制造业企业的质量创新明显提拔了企业绩效，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我国企业团体质量创新能力偏低，亟须加大质量创新要素的投入，改革质量治理体系体例，有用释放企业质量创新活力，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1.质量创新明显提拔企业绩效

质量创新的目标，是要促进企业实现更高的效益，因而CEES重点调查了质量创新能力与企业效益指标的关系。根据质量创新能力的差异，可将企业区分为“速度红利型企业”和“质量红利型企业”，两类企业在贩卖额、利润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绩效指标上呈现明显差异。

我国有两种不同红利模式的企业。研究发现，在同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一类企业效益出现了大幅下滑，而另一类企业的效益则保持稳固增加。前一类型企业，重要是依靠低质量和规模化的要素数量投入而生存的“速度红利型企业”，后一类型企业重要是寄托企业家、人力资本、技术，以及标准、品牌、认证等要素投入而发展的“质量红利型企业”。调查表现，我国速度红利型企业占比为59%，质量红利型企业占比为41%。速度红利型企业仍然占有多数，这也是供应侧质量不高在微观层面的详细体现。

速度红利型企业发展艰难。因为速度红利型企业质量水平低，产品同质化紧张，只有在经济处于大规模、持续性扩张的时期才可能得以生存，一旦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其发展空间就会受到极大影响。调查注解，2014—2015年，速度红利型企业的贩卖额增加2.3%，低于同时期全国GDP的增速。此外，速度红利型企业的贩卖利润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则分别降落了12.5%和2%。（见图1）

▲图1 速度红利型企业与质量红利型企业绩效对比（2014—2015年）

质量红利型企业逆势增加。质量红利型企业因为能够更好地知足市场多元化、个体性需求，其产品需求的替换弹性较低，即使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也能够保持较为稳固的增加，甚至可能行使消耗升级的契机实现逆势增加。调查注解，2014—2015年，质量红利型企业贩卖额增加了10.3%，超过了2015年的GDP增速。此外，质量红利型企业的贩卖利润率进步了23.3%，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了10.9%。

2.质量创新面临的机遇与挑衅

调查注解，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企业既面临着产品质量稳步提拔、市场化质量旌旗灯号趋于形成、智能化设备使用促进质量能力提拔等机遇，同时还面临着新产品更新缓慢、产品服务质量能力不高、工匠精神不足、管理服从低劣等挑衅。

产品质量水平稳步提拔。质量创新的紧张评价指标是产品的质量水平，其重要是由一次检验合格率和退货货值率来衡量。调查注解，2014—2015年，产品的一次检验不合格率降落了23.2%，退货率降落了2.4%。以调查企业2015年的平均贩卖额为基数，一次检验不合格率的降落，使每家企业节约成本人民币168.1万元，调查企业节约的总成本为20.3亿元。假如以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贩卖额110.4万亿元人民币为基数计算，一次检验不合格率的降落可节约成本440亿元，占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0.7%。

企业更加自发地面向消耗者打造市场化的质量旌旗灯号。质量旌旗灯号是解决质量信息舛错称的紧张载体，重要由品牌、标准、认证、口碑等旌旗灯号构成。调查表现，企业对品牌、标准、认证和口碑的选择比重，分别占到26.2%，20.2%，12.1%和26.3%，占所有质量旌旗灯号的84.8%。（见图2）

▲图2 质量旌旗灯号的选择

企业加快通过智能化和机器人来进步质量的可靠性。生产的智能化，尤其是机器人的使用，有用提拔产品的可靠性，降低质量成本，是企业质量创新的紧张基础。2015年的调查效果表现，周全企业资源管理体系（ERP）的使用能够使退货货值占比降落41%，机器人的使用则可使退货货值率降落65%。

新产品更新周期滞缓。新产品是质量创新的紧张指标，由于只有赓续推出新产品才能知足消耗者赓续转变的需求，从而进步企业效益。调查表现，企业产品平均更新周期为400.8天；58%的企业在近三年内没有推出任何新产品；新产品贩卖收入占总贩卖收入的比重仅为9.2%。

企业服务质量能力不高。服务质量能力重要是指企业在提供产品的同时，更好地知足消耗者的服务需求，如售后服务能力、客户咨询相应速度等。调查表现，建立了客户呼叫中间的企业仅占15.2%，建立了客户数据库的企业仅为22.8%。对于客户需求分析的频率每周仅为2.5次，对客户需求的相应时间则达13.9天。

一线工人工匠精神缺乏。质量创新必要良好的一线技能型工人的工匠精神，也就是工人在保障产品质量方面的专业精神和能力。调查表现，一线工人中，经过专业化技能培训的仅占19.1%，获得专业职业技能证书的仅占12.3%，工匠精神不足是企业质量创新能力提拔的重要短板。

管理服从对质量的保障能力不足。质量创新能力的进步必要管理能力的保障，由于管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内部各类要素的结构，进而影响质量创新要素的产出水平。因此，CEES也专门按世界管理调查的指标调查了中国企业的管理服从。调查表现，中国的管理服从得分较美国低21%，较德国低18%，较日本低17%，企业的管理能力仍难以有用支持质量创新。

3.质量创新能力提拔的路径与方法

调查数据以及我国经济的实践证实：在微观层面，企业家能力、劳动力技能、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干中学”能力等要素的改善，能够明显提拔质量创新能力；在宏观层面，当局质量治理的改革，能够有用释放企业质量创新的潜力。

加快企业家转型以改善质量创新要素配置能力。企业家是质量创新要素的配置者，其能力决定了产品对质量需求的知足程度。调查注解，有相称一部分企业家因为制订并实施了体系性子量创新战略，其平均退货货值率相较于没有质量创新战略的企业家低24%，而利润率则要高出1.7倍。为此，应在我国设立企业家质量能力提拔工程，组织企业家进行质量创新培训，尤其是要故意识地对出生于20世纪70和80年代的“二代”企业家增强培训，促进企业家团体向质量创新方向转型。

努力提拔劳动力技能以填补质量创新的要素短板。劳动力技能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质量的稳固性，以及产出服从的高低。调查表现，技能型员工占比在中位数以上的企业，一次检验不合格率较中位数以下的企业低9.8%，劳动生产率则较高。为此，各级当局要加大劳动力技能培训经费的投入，将其列为地方财政的经常性项目付出；采取有用措施，真正使省属的地方高校加快转型为应用型大学。

赓续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以进步质量创新的产出服从。技术能力提拔能有用地促进产品性能的改善，降低质量损失，从而为质量创新提供紧张保障。调查表现，有技术研发的企业，其产品的平均退货货值率较无技术研发的企业低45%。建议当局进一步优化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将当局的创新补贴从事前补贴变化为事后奖励，尤其是加大面向质量提拔的关键技术研发的事后奖励，使技术研发能够直接服务于质量创新。

积极导入质量创新系统以促进企业管理服从进步。管理能力的提拔，能有用优化要素配置服从，提拔质量创新能力。调查表现，管理服从得分在中位数以上的企业，其新产品产值占比要比中位数以下企业高出18.8%。为此，在强化质量管理的同时，应建立起以知足客户需求为核心的质量创新系统，着力于改善企业质量创新要素投入、优化质量创新要素配置与提拔企业质量创新产出；通过政策指导，促进企业导入质量创新系统，对于中小型企业的质量创新系统导入，可提供响应政策补贴，使质量创新方法能够在企业落地。

着力强化“干中学”机制以提拔质量创新的绩效水平。企业通过持续地进行“干中学”交流，能够赓续带来质量水平的边际提拔，进而提拔企业质量创新的绩效。调查表现，“干中学”能力得分在中位数以上的企业，产品一次检验不合格率要较中位数以下企业低22%。为此，企业应有针对性地提拔改动质量的“干中学”能力，在企业内部形成部门间和部门内的质量创新交流机制。可在全国工业企业比较集中的区域，设立“质量创新咖啡”等情势的质量提拔“干中学”交流平台。

持续推进质量治理改革以构建质量创新基础性平台。近年来，当局通过监管模式、标准供应、技术机构等领域的改革，有用促进了企业质量创新主体地位的形成，明显进步了企业质量创新能力。为此，建议加快推进标准体系体例改革，在2020年之前使整体标准成为我国标准系统的主导；真正落实国务院关于整合质量技术机构的决定，使现有事业单位性子的质量技术机构，在2～3年内通过集团化体例变化为市场主体；行政部门要切实从质量认证市场退出，建立由市场第三方主导的质量认证系统。

总之，质量创新是我国供应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力，能够有用填补供应侧质量不高的结构性短板，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转型升级。

（执笔人：程虹、贾国栋、罗连发单位：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中间；本研究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庞大课题攻关项目[15JZDH023]的资助）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7-08/03/nw.D110000gmrb_20170803_1-11.htm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8月3日11版，经作者授权转载。）

（本网编辑：吴江龙）